深圳发生的不幸，让我想到6年前上海浦北路上的悲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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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，在深圳发生的10岁男孩当街遭人刺伤且医治无效不幸去世的事件，牵动了许多人的心脏，也因男孩的国籍问题，引发了互联网上不少“口水战”。

我认为，很多讨论其实是“失焦”的，过于拘泥于一些细节和身份问题，而忽略了事件的本质属性以及更需要关注的“共性”问题。

作为和深圳同样的特大型城市，我身处的上海，对深圳这样的不幸并不陌生，也更能感同身受。

在6年前的2018年，上海就曾发生过一桩类似并且也轰动一时的事件。因为时间因素，或许许多人已经淡忘了。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”，因此，在此之际，我想将深圳和上海发生的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和大家做一番分析，希望我们能站在更长的历史维度之上，以更负责任的态度面对那些逝去的生命，也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。

先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到2018年的上海。

在上海徐汇区浦北路上，某上海知名小学的门前，有一个男子突然冲向小学生群体，旋即挥起他的“屠刀”。不幸的是，事件中有两名小学生不幸离世。

他为何要这样做？是因为和小学生，或者小学生的父母有仇吗？

经过调查发现，并不是，他就是想“报复社会”。

当然，他选择这个小学是经过“调查”的，这是上海知名小学，能进这样学校读书，并非“凡人”，他是有意向他认为的“有钱人”、“有权人”寻求“报复”的。

但是，事件发生的日期、选择对象，均为随机的，我们一般称这样的凶杀事件为“无差别杀人”。

现在，让我们把镜头拉回2024年的深圳。

同样是一名男子，在小学门前，向正要上学的学生挥起他的“屠刀”。他也不是因为和小孩本人认识、有什么恩怨，也不是和小孩父母认识、有什么恩怨。

当然，有人猜测他有什么“狂热”思想，但是无论是否如此，他的行为以及选择对象的随机性也是高度吻合“无差别杀人”的。

而这才是本案的实质所在。

这是另一桩“无差别杀人”事件。

认清“无差别杀人”，才能让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这样事件的严重性：

切莫简单地因为遇害者的身份等原因，便感到自己能“排除在外”，甚至觉得有了“幸灾乐祸”的理由，这是非常愚昧和愚蠢的。

首先，“无差别杀人”之下，谁都可能是受害者。他们举起的这把“刀”今天可以朝向这个小学生，明天就可以朝向另一个人，而你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落到你的头上。无论从哪个角度，我们都不能支持“无差别杀人”，并且为这样的行为“叫好”。

其次，更需要看到，“无差别杀人”是典型的反社会行为，是不应见容于一个文明社会的，不是因为“无差别杀人”今天是伤害一个小孩便觉得格外惋惜，是伤害一个外国小孩所以觉得“尤其重要”，而是生命都是平等重要的，无论大人还是小孩，无论是本国还是外国，都不能被这样夺取生命和健康。

而“无差别杀人”恰恰就是在剥夺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努力、正常活着的基本权利，对这种反人类的行径，没有任何为其辩护的空间。

必须承认，“无差别杀人”在任何社会都会存在，也是社会治理、社会心理问题的一大顽疾，但是，首先我们得承认这种情况的存在，而非用各种身份差异模糊掉这个最本质的焦点，进而造成社会本身的不团结，不能一致对外谴责“无差别杀人”。

这只会让“无差别杀人”者看笑话，因为他们真的不在乎死的到底是谁，你们越痛苦、越撕裂，他们越高兴。

希望大家都能回归到这个最大“公约数”，一起为避免更多的“无差别杀人”做更有意义的讨论。

“无差别杀人”是随机的，但是凶手往往具有一定的共性，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的地方。

由于深圳案件还未披露凶手具体情况，因此我用上海浦北路事件犯案者黄一川为例，来说明此类犯案的当事人在心理层面上一般具有怎样的共同点。

一般认为，此类犯案者，往往是“三失”群体，即没有固定工作，没有稳定关系，没有人生盼头。

也因为这种因素，他们往往无所顾忌，甚至在犯案现场，也不太会主动逃离试图逃脱罪责，反而有待在原地的倾向。

在浦北路事件中，犯案者黄一川就是典型的“三失”：

他一直都没有稳定工作，毕业后先后换了20多家工作单位，但是都做不长，最长不过三个月，有的甚至做了一周。

而他解释自己频繁换工作的原因是，每一份工作的同事都欺负他。

他也一直没有稳定的人际关系，父母从小离异，父亲只负担基本抚养费，他自工作后，也基本租住在外，当然个人情感关系就更不提了。

至于没有人生盼头，据黄一川自述，他在犯事之前，就不太想活了。

在犯案现场，他扔掉手中的菜刀，就倚靠在围墙边站着，并且掏出烟点燃。而深圳那位，也是在当场被抓了“现行”。

我们常说，人要尊重生命。而他们，不仅剥夺他人的生命，实际上他们对自己的生命也不太在乎。

当然，有人会问，这个社会没有稳定工作、稳定人际关系、对生活也不太乐观的人有不少，可能自己也是其中，怎么没有这种要“报复社会”的念头呢？

因为“无差别杀人”者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，就是他们普遍有一定程度的精神障碍。

这里的精神障碍主要不是大众理解的精神病，即对自己的行为毫无认知的无行为能力人。当然，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，但更多的情况是，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但是他们这种做的理由，往往是比较偏激、扭曲、荒唐的，所以导致他们的行为比较“出格”。

用更加专业的表述是，这类人往往有各种比较严重的“人格障碍”。

比如黄一川解释自己行凶的理由：

因为觉得自己无辜，自己在工作和社会上吃了亏，别人都欺负自己，所以要补偿。

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，如果你觉得别人欺负你，怎么不去找欺负你的人算账？（当然，这不是说此种报复就是正确和应该的做法。）

黄给出的解释是，因为小孩弱小，无力反抗，谁出来就算谁倒霉，自己就想玉石俱焚。

你说他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吧，他是知道的，而且有比较清晰的行为逻辑，但是你说他这么做算是头脑很清楚吧，又很难认同他的逻辑推演。

当然，在他的头脑中，是有一套自己自洽的逻辑的，而且他们非常坚持自己的这套逻辑不动摇，这种固执乃至偏执，在一定程度上最终导致了他们把自己的人生推向绝境，也留下伤害他人和社会的隐患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近年来，“无差别杀人”似乎有增多趋势。而人流量较多的大城市，由于人口密集，陌生化程度高，更利于实施“无差别杀人”，由此造成的影响也会更大。

今年来，上海地铁合川路事件，苏州事件，以及这次是深圳事件，都是此类犯案的重大教训，亟待引起各方关注。

我提供几点建议，供大家应对“无差别杀人”以资参考：

1、停止任何为其行为合理化的辩解。

这些辩解，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，都是不合适的，因为“无差别杀人”者的归因方式就是，“我的一切灾难和不幸，都是你们造成的，所以我要对付你们”，给他们找合理化的理由，不仅有为其开脱之虞，更重要的是变相鼓励了他们，给他们壮了胆。当然，更不能给其行为加以“荣誉”的褒奖，这更是在变本加厉第煽动。对此类“美化”行为，要坚决抵制。

须知，没有人会自行去做一件自认为的“错事”，他们总会为自己找到各种理由，这些理由往往也会显得“冠冕堂皇”。

我们更不要把这些理由主动递给他们。

这根本不是共情，而是在助纣为虐。

值得警惕的是，反社会人格不见得会采取直接行为，也会采用“借刀杀人”，即鼓动他人做事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内心肮脏的想法。比起直面浦北路和深圳事件的凶手，这种躲在幕后的人物更可怕。

网络时代，尤其需要注意，有些人会通过网络舆论的方式煽动“三失”群体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有关部门确实需要借此机会，对一些账号加以甄别，对于鼓动他人暴力的，应予以坚决压制，不能给其“制作”凶手的机会。

2、要挖掘犯案者深层个人问题。

通过对浦北路黄一川这个个案展开心理学分析，我们对其之所以走到这一步，已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。我也期待对其他犯案者的个人生活能有更多的披露，这只会对社会情绪更趋理性有利。

欣喜地看到，在本文撰写过程中，有关方面已经陆续披露深圳犯案者的一部分个人信息。

诸如无固定工作，曾经有多次犯案，甚至有“虚构事实”这样的个人背景，这与我们之前对“无差别杀人”犯案者的基本人格画像是比较一致的。

比如“虚构”这点，也是这类人人格障碍的典型表现，他们就是会陷入自己的“幻想”之中，而且会把这些当做“事实”看待。

相信，越多地探究并披露相关信息，会推动人们从更根源的角度去审视问题，也让可能离开此类人距离不远的人群心生警惕，防止自己也跌落其中，这本身也是预防措施之一。

3、要对为此类事件“叫好”的群体做筛查，逐级进行预警。

每每此类事件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“雷人”的“反社会”言论，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人是头脑简单，是被“仇恨”洗脑。

更需要看到的是，他们可能就是潜在的“无差别杀人”凶犯，或者正处于边缘。

对其言论进行批驳是必要的，不能让他们认为自己的言论有市场，但是更需要做的是了解发出这些言论背后的人。

现在大数据和AI技术已经比较发达，希望可以更多运用在危险人格画像、逐级预警等方面，如果极端言论比较多，可视为具有一定的“危险性”，需要做好针对性干预，以防止他们从线上走到线下。

须知，语言往往是行动的先导，而且语言具有一定的催眠作用，一个人经常对自己这么说，他往往也变成自己语言塑造的样子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通过“阻断”来更好地帮助他们。